“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个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邵洵美

邵洵美，一位被贴上“富家赘婿”标签的公子哥，一位被以为靠“捐班”搞文学的诗人。

诋毁他的言论伴随着他的一生，甚至进入教材。

【资料图】

那么，邵洵美真实的一面真是如此不堪吗？

其实，他可爱的一面，热血的一面，远没有被挖掘出来。

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

邵洵美生性热情，朋友非常多，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

如果在某个周末的闲暇时光，家里搞一场聚会沙龙，那么放眼望去，尽是各界的知识分子，作家、画家、金石家、诗人、记者、摄影家。

还有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文人墨客，都可成为邵洵美的府上客人。

邵洵美交朋友有一大特点——“钱很大方”！

徐志摩办新月饭店，难以维持时，是邵洵美入股撑起的；

漫画家张光宇办《时代画报》，资金周转困难办不下去，是邵洵美接手收拾摊子的；

丁玲丈夫遇难，母女想返回湖南老家，奈何身无分文，是邵洵美慷慨解囊的；

就连大作家夏衍年轻时的第一本《北美印象记》，也是邵洵美帮忙出版的，过后邵洵美还给了夏衍500大洋。

邵洵美诸如此类的好事，太多太多了。

花钱做好事是他的一大嗜好，人民群众见多了，对他自然有一种“败家公子哥”的印象。但实际上，这种豁达的性格，或许是天生的。

他有一句座右铭：“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

这句话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简单说说而已。

邵洵美确确实实在朋友交情上甘愿掷空千金，而且这种行事作风始终如一，即使在他人生后半程，生活较为拮据时，依旧没有改变。

在解放后，好友徐志摩的妻子曾在他家境落魄之时登门拜访，邵洵美却没有什么可以接待她。

最后居然将一枚吴昌硕亲刻的”姚江邵氏图书珍藏“白色寿山石卖了出去，换来十元钱买了酒菜。

而在此前，有人想高价收购这块白色寿山石，邵洵美始终不肯，说家传的东西，要留个念想。

由此可见，邵洵美对朋友的情谊的确十分珍重。

鲁迅：你就是一个“穷青年”

自从娶了盛佩玉，邵洵美在鲁迅口中又多了一个嘲讽的名头。

因为岳父家有钱，妻子盛佩玉带过来的嫁妆也多，鲁迅在《拿来主义》中“大夸”邵洵美是“富家赘婿”，娶了一个有钱老婆，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这篇文章进了高中语文课本，底下还特别注释：

这里是讽刺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邵洵美娶了有钱老婆，当了富岳家女婿，这不假！但实际上，邵洵美自己本身的家底子也很有钱。

他的祖父是前清邵友濂，官至一品，与盛宣怀家同属豪门巨族，不然也娶不了盛家的金枝玉叶。而关键在于他从小过继给了没儿子的大伯娘，往后是继承了两个爹的遗产。

邵洵美16岁开福特，17岁包场看电影，鲁迅口中的”穷青年“，是不是误会了？

那不管，既然骂开了，就得乘胜追击。

邵洵美在出版事业上搞大动作，又买德国机器，又大办刊物杂志，又开印刷工厂，忙得不亦乐乎，结果鲁迅又看不过眼了。

在《准风月谈·后记》中，鲁迅贬低邵洵美：

“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捐班文学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

是否“捐班”先不说，但邵洵美开书店，办杂志，搞出版都是不挣钱的，甚至是赔钱，而得益的大多是借他的刊物书店作平台施展拳脚的穷作家。

生意亏本这件事，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也可以作证：“算了一下经济账，从来没有盈亏相抵这种事。”

如果真如鲁迅所说的，仅仅是为了一个“文学家”的名头去赔本，那代价也太大了。因为邵洵美办过的杂志，还真多得数不过来。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驱使邵洵美甘愿亏本去搞文学？

当然是兴趣。

他在1929年印发的《琵亚词侣诗画集》，扉页上的一句话，就是他的心声——“献给一切爱诗爱画的朋友。”

问题来了，邵洵美为什么会踩了鲁迅的尾巴呢？

事件缘起于邵洵美在1933年8月在《十日谈》上发表的一篇小文章《文人无行》。

这篇文章惹恼了鲁迅。

一说是鲁迅认为邵洵美在嘲讽贫穷文人。

二说是鲁迅认为邵洵美的《文人无行》有意针对自己此前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而作出的回应。

总之，因为一篇文章，有了后头鲁迅对邵洵美一连串的还击。

其后，邵洵美、章克标在其所编《人言周刊》上刊登鲁迅在日本《改造》月刊上发表的《谈监狱》的译文，并在文末暗示说：

“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例。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

由于刊物是邵洵美和章克标合作主编的，加之出于之前结下了梁子，鲁迅不问青红皂白，干脆把邵洵美也算在了讨伐的账本上，在日后著文中总不忘批评邵洵美。

然而，在多年后，邵洵美的女儿却为父亲鸣不平：

”我觉得鲁迅先生根本不了解邵洵美，他既不了解他的家庭，也不了解他的为人。””很多得罪鲁迅的文章是章克标写的......章克标当了汉奸后我父亲和他就断绝往来了。“”只是鲁迅先生死得太早，邵洵美抗日时期的政论、时评他可能都没看过，而我们后人单凭鲁迅的文章来评论邵洵美，这不公平。”

是的，抗日战争在1937年打响，而鲁迅则在1936年去世，只要他活过抗战时期，或者哪怕再多活一年，就会对这个“败家公子哥”另眼相看。

我们已准备牺牲到底

抗日爆发后，邵洵美热血沸腾，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政府的高官朋友。

他表示愿意为国奔走，且无需任何利益回报。

可惜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他便自己行动起来。

一方面，他积极参加居民自发组成的救护会，并打电话给商团团长，要求参加商团支援军队抗日。

另一方面，他动员各大青年踊跃报名空军，在听到中国空军几次轰炸日本“出云舰”没有成功时，他“恨不得自己驾驶了飞机，连人带马投进去”。

但到底，这些都不是他在行的功夫，要抗日，论拿手的，始终要回归到文学上。

于是，他创办了抗日杂志《自由谭》。

《自由谭》杂志的封面触目惊心。

背景为日军肆虐得烟火弥天的城镇，一位怆恻欲绝的农民，抱着鲜血淋漓、声息俱无的孩子，身旁另一位孩童双手掩面，昭示了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

形势严峻之下，国内不少亡国奴已经当了汉奸投敌，但邵洵美的民族立场是坚定的。

他在《自由谭》刊发的自传体长文《一年在上海》中提到：

“我们已准备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之后，出任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的五弟邵式军给他送来了五千大洋，希望借助大哥的英语能力在外交场合上对付外国佬。

动荡时局，物价飞涨，五千大洋令邵洵美垂涎欲滴，但他告知送钱的人，将钱原路返回，并且托保姆给五弟传话，表明自己是一个有底线的读书人：

“我读书读了这许多年，已养成了一个懒惰的心情，不想把简单的生活变得复杂。他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更希望他能完成我读书一生的志愿。”

随即，他以身作则，公开表示与汉奸弟弟彻底决裂。

“他似乎始终不能了解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对于汉奸是绝对鄙弃的。”

抗战时，上海沦陷区的爱国刊物大多惨遭敌手。

在日军封锁消息舆论的环境下，邵洵美借助朋友项美丽美国人的身份创办的《自由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

他通过《自由谭》这块阵地，积极宣传抗战，用各种笔名发表大量鼓舞人心的时评、散文和诗歌。

他还和有记者身份的项美丽合作撰写有关抗战的文章，并刊登在美国杂志《纽约客》上。博得了国际对中国抗日的同情，揭示了日军的残忍暴行。

不过，日军很快锁定了《自由谭》，并做好暗杀邵洵美的准备。

邵洵美不得不暂时隐退，并且买了一支手枪防身。

但即使在藏匿期间，邵洵美也并非无所事事，反而干了一件大事。

在这期间，他秘密翻译印发了伟人的著作——英译本的《论持久战》。

夜黑风高之时，他驾驶着汽车，来到霞飞路，将译本投到了外国人的信箱里。

这就是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败家公子哥”的勇气。

久违了，留下来

1949年春，胡适拿着两张机票，火急火燎找到了邵洵美。

邵洵美明白他的意思，他自己对土生土长的上海有深厚的感情，而台湾不是不好，但却很陌生。

况且，另一边的朋友也在争取他留下。

时间非常紧迫，但此刻邵洵美却陷入了沉思和犹豫中。

最后，他借口家累太重，动身多有不方便，谢绝了好意。

胡适叹了一口气，拿着两张被拒绝的机票离开了。

城头易旗，也不是头一次见了。

邵洵美打心底不喜欢国民党，融入新社会，也没什么不好。

解放初，已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找到了邵洵美。

他希望征购邵洵美那一台全国唯一的进口印刷机。

这套德国设备是邵洵美的心头肉，但是能为新社会的建设出一分力，他二话不说割舍了。

为此，他也得到了一笔钱。

手上有钱，邵洵美就不安分，喜欢东搞西搞。

他扩展了时代书局的分店，却不料撞在了枪口上，被报纸批得关门大吉。

他不甘心，又去开化工厂，结果被朋友坑了一道，化工厂也搞砸了。

他爱做点生意，但偏偏不是做生意的料，手上卖机器得来的五万块钱，全部洋洋洒洒亏光了。

但有趣的是，他始终乐观，还把这事当作骄傲分享给了朋友：

“我拿到了那一笔大钱，二年之中，就把它花完了，这是我的杰作。”

他是诗人，这就是他的天真。

不过，接下来，他可爱的诗人脸，要被时代捏坏了。

1958年，弟弟邵云骧在香港重病，向他求救。

此时的邵洵美身无分文，但又不能见死不救。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寄去美国，委婉地催促朋友项美丽还钱。

但没想到，信被截获了。

因为两边都有朋友，社会关系复杂，他的把柄很好抓。

莫名其妙地，他就成了阶下囚。

在监狱里，唯一令他开心的事，就是碰见了老友贾植芳。

在贾植芳调走前，他说：“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

于是，他郑重地拜托贾植芳先生出去后要替他澄清一件事。

多年后，贾植芳遵守承诺，照着他的原话写在了文章上：

“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

1962年4月，邵洵美出狱了。

但他已经人不像人，女儿第一眼见到他，忍不住就掉下了眼泪：

“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面庞紫乌、上气不接下气、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老人，我几乎认不出他。只有他一眨一眨跳动的右眼才捉住我的回忆，叫我一阵阵心酸。”

盛佩玉问他发生了什么，他只字不提，只声明一点，“我是被无罪释放的”。

回家的时候，邵洵美连走都走不动，还是盛佩玉叫来了一辆板车，但突兀间，却道不出家的方向。

家在哪儿，家早已被充公了。

邵洵美最终回到了儿子家里，一间10平方的小屋。

当晚盛佩玉就挤在床角，看着一动就喘的丈夫。

不知他患了什么病，但俨然已是半死之人了。

1968年年初，邵洵美两次病危住进医院。

苟延残喘之际，王科一的死，给予了他最后一击。

王科一是他所有朋友之中，最重情的一位。

病危期间，他冒着万难，买了一包饼干、一包水果，来看了邵洵美。

邵洵美十分感到，但万万没想到，仅仅几个月之后，王科一自杀了。

一个月后，邵洵美连续三天吃鸦片，与老友王科一殊途同归。

施蛰存说：“洵美是个好人，是个硬汉，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经济困难没有使他气短，没有没落的样子。他最后一年，确是很穷，但没有损害他华贵的公子气度。”